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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华书记:求真为民,务实拓新

发布时间:2015-09-14

求真为民,务实拓新

——在新教工入职典礼上的讲话

校党委书记 张中华




各位新同事:


    欢迎你们!


    今天我想讲两个问题,与大家交流。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大家毕业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师资,更重要的是有不同的文化。刚到学校,一些人还习惯于自己学习生活所在的学校称为我们学校,而将中南大称为你们学校。办理了入职手续,意味着你们已经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一份子,我们拥有一所共同的学校,这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它不再是“你们学校”。为了早日完成这种转变,我们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在选择来中南大之前,想必大家对这所大学已有些了解。譬如说,这所大学的前身是中原大学、现在是教育部直属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等等。这些东西只要上网就可以了解到。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精神气质。


   首先,我们的大学是一所具有红色基因的大学。中原大学是由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亲自创办的一所学校。1948年7月10日,中原大学筹委会成立,陈毅任筹委会主任。1948年8月2日,在中原军区召开的“八一”纪念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庄严宣布中原大学正式成立。邓小平同志在中大成立的当月,即1948年8月,在赴河北平山参加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期间,曾专门找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商量,希望中央能从华北大学抽调一些干部支援中原大学。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和要求,中央从华北大学以及华东等地区抽调了大批得力干部支援中原大学,并且任命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范文澜以及潘梓年担任校长和副校长。小平同志还曾亲自为学校题写校名。


   大家知道,194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第二年,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推进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批人才。这所红色大学就是在种背景下,为适应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需求而创办的。在创校后,陈毅同志在给学生授课时,曾经专门谈到我们这所新大学与旧大学的区别。他说:在旧大学,老师是为了谋生,传授自己所学知识,而不管对学生是否有用;我们新大学的老师是为革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大学的创始人邓小平,一生中“三起三落”,愈挫愈坚。他始终怀抱为民族、为人民的坚定信念;始终把自己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陈毅元帅,青年时代就满怀报国为民之志,为追求真理而游学海外;投身革命后,虽历经磨难,始终斗志不衰,刚正坚毅,光明磊落,豪情浩然。中原大学时期,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追求真理,为人民服务是他们朴素而坚定的信念。


   其次,我们的大学是一所开放包容的大学。在创校初期,我们的教师就来自许多学校和地区。中原大学时期拥有不少在学术理论上颇有成就,在根据地内外都十分有影响的学界名流。范文澜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3个“第一”:范老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3个“第一”:他所著《文心雕龙注》,被誉为《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开新纪元之作。他对中国经学史演变的研究,被毛泽东评价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在延安编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写成的通史著作。第二任校长潘梓年是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1937年6月创办《新华日报》,担任社长。1954年调北京,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创办《哲学研究》。195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书记、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调入中南财院的教职员有150余人,其中正副教授近60人。这部分在建国以前即获得高级职称的教师,均具有较深厚的专业、学术造诣;相当一部分接受过较系统的欧美教育,并在研究著述上有所成就,其中有的更是某些领域里的名家、权威。如马哲民、罗章龙、朱剑农、谭寿清、吴澄华、侯厚吉、刘炳炎、文广益、张人价、秦佩珩、刘叔鹤、胡善恒等。马哲民就学于早稻田大学社会学系。谭寿清被称为“货币大王”,1948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吴澄华先后于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历任大夏大学、河北女师学院、湖南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广西大学兰州大学、北师大西北分校、湖南国立师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学校教授。有时会乘坐飞机在各校间往返,所以被称为“飞机教授”。刘叔鹤就学于法国马黎大学统计学院,有“巴黎小姐”之称。


   文革结束后,学校恢复办学从财经管理部门、政法部门吸收不少既有理论又能实践知识的专业人才作为老师。


   近年来,我校从国内名校和海外名校引进了一大批学者,也派出了不少学者到海外进修学习。


   总起来看,我们的学科是多元的,我们的老师来源是多元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现在拥有一个共同的家园。我们毕业于不同的学校,但现在都是中南大的一员,一律平等;我们有学科之分,但没有派系之别,大家和谐共处。


   第三,我们的大学是一所务实拓新的大学。我校的创始人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以指导一切工作,知行合一,并不断赋予时代的新内容,发扬光大,实事求是铸就了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务实成为他处事的基本风格。我校的第一任校长范文澜曾在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提出;“新型大学是适应革命需要而创办的,它不拘泥于一般的学校形式,也不硬性规定院系课程与学习期限,在学以致用的原则下,活泼地创造着各种方法”。迄今为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依然是一所多科性的大学,主干学科为经济、管理和法学,学科的基本属性是应用型。学校教师大多为平民出身或有过与中国普通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经历,他们与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与民众心灵相通,从实践的磨砺中来,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取营养,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积极借鉴西方理论,同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保持着与实际部门广泛而亲密的联系。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比较普遍的评价是:基础厚实,上手快,为人实在,有发展后劲。他们大多不会崇尚空谈;不会好高骛远;不会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也很少急功近利。


   在保持务实风格的同时,学校是不断拓新的。我们的学科设置是不断拓新的。如在财经院所校率先开设计算机专业;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又陆续开办了新闻、安全管理、艺术等新的专业 。我校教师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是不断拓新的。由侯厚吉、吴其敬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198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宏篇巨著。郭道扬教授历时4年撰著、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被美国学者誉为“东方的第一部会计史著作”。谭寿清教授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上发表《关于设立证券交易所》的学术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设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周骏教授关于金融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梁尚敏教授关于财政运行机制的研究、吴汉东教授关于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杨时展教授率先研究管理会计和开设管理会计课程,带头恢复了我国中断30余年的审计学教学工作,并积极开展国家审计思想、审计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填补了解放后我国在这一科学领域的空白;他还提出了我国大学会计学系的第一个教学改革方案,将解放以来的“老三门”体系改为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电算化会计为主的新体系。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在这里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与大家共勉。2014年,在第三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广大教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这是我们的重要遵循。


   一是做有理想信念的教师。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不同于行政机构,也不同于企业。选择学校,选择教师职业,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以学术为伴,以传承和创造知识为已任,安心做一个读书人、一名学人、一名知识分子,要永保学者的本色。如果想做官,可以早点到行政机关;如果想发财,早点去企业或自己去创业。读书、做学问是辛苦的,要坚持下来,就需要志存高远,有坚强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和动力。古人讲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和立言。立言即是许多知识分子终身追求。最近我去看望郭道扬,他因中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仍在从事会计史的研究,每天笔耕不辍,为的是尽快完成社科重点课题会计通史的撰写。他家里堆的全是书,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还有考古的最新发现。真是难能可贵,堪称楷模。


   我们进入学校后,有的同志可能在想,自己的目标就是早点当上副教授或教授。这些固然重要,但不能把这些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如果这样,我们当上教授后,就会失去动力,甚至会为了评上教授而偏离正确的学术轨道。只有把个人的兴趣、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为民族、为国家和为人类服务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行久致远。境界高远,胸怀宽广,忧民族所忧,想国家、人类所需,才能成就经世济民的大学问。


   二是做有道德情操的教师。中国儒家文化,历来看重个人的道德情操。孔子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是圣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德才双亡是愚人。司马光还认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颠覆者多矣。显然在他看来,德的重要性胜过于才。对于教师而言,道德情操就更为重要。《礼记》有言: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这就是说,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还会对学生的道德养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要求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世人对教师道德水准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有的事发生在商人身上,可能无关大雅,但如果发生在教师身上,就会大不一样。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学校受人爱戴和好评的前辈,都是德艺双馨的。我们要见贤思齐,以他们为标杆,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


   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教育部对高校教师的行为是有禁止性要求的,包括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不得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不得有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不得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弊;不得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不得有其他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俗称“红七条”。我们一定要守住底线。


   同时,我还想说,我们不要成为精致的个人主义者。不要只关心自己如何按学校规定的标准发表几篇论文尽快评上教授,而对教学工作得过且过,对学科建设公共事务、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三是做有扎实学识的教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要学为人师,学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必须拥有系统而扎实的专业知识,全面了解和把握本专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不仅如此,社会科学是相通的,我们对一个问题钻得越深,往往涉及面越宽。郭道扬教授的会计史,大到全球的不同国家,小到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地区,上下几千年,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方面面,没有渊博的学识是难以想象的。在信息社会,知识日新月异,更新和传播的速度都很快,对于一般现存的知识,学生并不难获得。重要的是如何筛选、如何领悟、如何判断、如何形成自己的见解、如何发展和创新?这对教师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红楼梦》中有一幅有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要深入洞察和了解社会实际,不能读死书。身处日趋多元化的社会,我们还应该对社会有正确的认识,具备处世和处事的智慧,能够在为人和做事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正确的指导。


   四是做有仁爱之心的教师。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作为一个好的教师,我们要爱国、爱校、爱教师职业、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爱自己。这里我想特别说说爱同事、爱学生和爱自己。我们学校的教师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学校,性情各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大家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记别人的好,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在家里,自己是长辈的掌上明珠,受惯了照顾;在学校,不能要求别人处处让着自己、照顾自己。要尽可能帮助别人。学生不是普通的产品,也不是一般的顾客,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我们付出的哪怕是点滴的爱,可能会点燃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生活的激情。我们一句冷冰的话,则可能伤他们的心。我们的校友陈四清,现任中国银行行长,在校期间得过一场大病,当时一位老师给他送过一小碗藕汤,他至今还深深记得,到武汉来视察工作,还要专门看望这位老师。这种师生之情弥足珍贵。教学和科研都是非常艰辛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赛跑,只有跑完全程,才能获得成功。身体是本钱,没有好的身体是跑不完这场马拉松的。你们还年轻,但从现在起就必须珍惜身体。


   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业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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